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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洋”用：中國美術對西方的影響
當我們在討論西方美術對近代中國，尤其是現、當代美術的影響時，西方也在探討東方藝術，尤其是中國藝術對西方的影響。有的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影響甚至導致了人類文化史上繼意大利文藝復興后的另一個高潮——“東方文藝復興”。法國當代漢學家雷蒙·施瓦布(RaymondSchwab)在他的專著《東方文藝復興》一書中就指出，西方歷史除了意大利文藝復興外，還有“第二次文藝復興：東方文藝復興”（注：RaymondSchwab,TheOrientalRenaissance:Europe'sRediscoveryofIndiaandtheEast,1680-188,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4,p.11.）。“東方文藝復興”最初由奎內特(EdgarQuinet)在1841年提出。他指出，“（歐洲的）東方學學者認為，就整體而言，一種比古希臘、古羅馬更宏大、更富有詩意的古典主義，正從東方的深沉中顯露。”（注：Schwab,p.12.）他認為，如果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標志著中世紀的結束，那么，東方文藝復興則標志著新古典主義時期的終結。在17世紀，與柏拉圖的理想主義相呼應，在東方文藝復興中，東方的泛神論已經超越了古希臘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法國文豪雨果在他的《東方》一書的前言里也感慨道，“學習和研究中世紀，學習和研究東方，我們不就可以對現代有更高層次的理想和更廣闊的視野了嗎？”（注：PaulValéry,Oeuvres,ed.JeanHytier,Paris:Gallimard,1960,2:p.1556-7.）法國東方學家保爾·瓦萊里(PaulValéry)坦率地承認，“我們的藝術、我們的知識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要歸功于東方。”（注：PaulValéry,Oeuvres,ed.JeanHytier,Paris:Gallimard,1960,2:p.15頁。）
也許由于大西洋的屏障，在哥倫布之前，歐洲人探索的視線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東方。西方對亞洲的興趣，始于古希臘時期。公元前1世紀，希臘學者斯特拉伯(Strabo)就寫了六部關于亞洲地理的書籍，其拉丁文譯文在1516年印行出版。1939年在古羅馬廢墟龐培發掘出印度古代女神雕塑，證明東方藝術早在公元79年前已經傳入歐洲。公元50年一位羅馬無名氏在他的《印度洋環行記》一書中，出現了歐洲最早關于中國的文字記載。而大量西方人進入中國，最初可能是古羅馬的殘兵敗將。公元53年，被安息軍擊敗的六千余名古羅馬帝國將士，曾被西漢西域都護甘延壽打敗收編，帶回中國，被漢元帝安置在甘肅永昌縣，建立了中國的“羅馬城”，開始了屯墾衛戍（注：《北京晨報》，1999年6月22日。）。古羅馬帝國的商人早在公元二三世紀就往來于羅馬和中國之間（注：DonaldLach,AsiaintheMakingofEurope,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65,vol.I,p.13.）。孔子和道家學說隨著中國商人，在古羅馬帝國奧古斯特時代已經傳播到羅馬城（注：Lach,AsiaintheMakingofEurope,Vol.I,p.17.）。中國藝術傳入羅馬的主要形式是中國絲綢圖案。古羅馬進口中國絲綢的重要港口是靠近那不勒斯的普特歐里（現名Pozzuoli），羅馬皇帝圖密善(Domitian)在公元92年在羅馬還修建了專門儲藏中國絲綢的倉庫。在此期間，在古羅馬的市場上還能見到中國的青銅器壺和陶器（注：L.Petech,RomeandEasternAsia,EastandWest,Ⅱ(1952),p.76.）。古羅馬晚期，中國和羅馬的交流中斷，此后較為詳盡的關于中國文化的記載，見于旅居埃及的希臘學者泰奧菲拉克塔斯(TheophylactusSimocattes)在公元628年寫作的《歷史》。
7世紀穆斯林切斷了歐洲與中國的通道，但中國的“絲綢之路”仍然連接著西方和東方。12世紀十字軍東征用武力重新打通了西方與東方的通道，為西方開啟了面向東方的窗口，也為西方自13世紀起向東方以至于面向世界的商業和文化探索和擴張作了準備。意大利威尼斯不僅在充當十字軍軍需運輸站時積累了通商中國的金錢，擴展了他們的歐洲市場，也刺激了威尼斯開發中國市場的欲望。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馬可·波羅宋末元初到達中國便是一例。
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到歐洲后，撰寫了歐洲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游記》。16世紀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學家賴麥錫(Ramusio)說，馬可·波羅在1299年寫完《游記》，“幾個月后，這部書已在意大利境內隨處可見”（注：Lach,p.35.）。在1324年馬可·波羅逝世前，《馬可·波羅游記》已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廣為流傳。現存的《馬可·波羅游記》有各種文字的119種版本。《馬可·波羅游記》在把中國文化藝術傳播到歐洲這一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西方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Collis)認為馬可·波羅的《游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啟蒙式作品，對于閉塞的歐洲人來說，無異是振聾發聵，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的廣泛復興”（注：MauriceCollis,MarcoPolo,Collier'sEncyclopedia,vol.15,p.383.）。
由于意大利商人通商中國的精明和努力，13世紀中國絲綢紡織技術已傳入意大利，14世紀意大利絲綢紡織中心盧卡出產的絲綢圖案，有明顯的中國影響。15世紀末，意大利紡織作坊直接模仿中國圖案成為風尚。在意大利制造的絲綢上，出現了中國的飛禽、荷花、水鳥、假山石、卷云等。有時候，竟照搬中國風景畫。這類對大自然的現實主義的描繪，對哥特式時期的畫家是一種啟發。而哥特式時期畫家在繪畫中的現實主義因素，導致了14世紀文藝復興初期意大利畫家復興古羅馬寫實主義繪畫。拉赫認為，“現實主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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