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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行動具備獨立性與優先性嗎？-試論哈貝馬斯言語行為理論
關鍵詞：溝通行動策略行動以言行事行為以言取效行為有效性宣稱
韋伯之后，任何對“現代性”做嚴肅思考的學者，無論贊成或者反對，幾乎都無法繞過韋伯提出的問題，即現代性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之間所存在的內在關聯性。哈貝馬斯同樣如此。不過在哈貝馬斯看來，韋伯對現代性的診斷雖然不乏洞見，究其根本卻是一個“誤診”，因為韋伯所預言的“鐵籠”并非是密不透風、無路可走的絕地，身處其間的現代人依然有出逃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正蘊藏在對“啟蒙的前提”，也即理性化概念的重塑之中。哈貝馬斯重塑理性化概念的主要動作是，比照工具理性，提出溝通理性的概念與之分庭抗禮。事實上，整部《溝通行動理論》的任務就是“在日常實踐和溝通實踐自身中，在溝通理性被壓制、被扭曲和被摧殘之處，發現這種理性的頑強聲音”。而工具理性與溝通理性之間的區分，在哈貝馬斯看來，又可以轉化為策略行動與溝通行動的區分問題。本文認為，如果哈貝馬斯能夠成功地證明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相對于策略行動的）的獨立性乃至優先性，則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就已成功大半。因此如果借用康德式的提問方式，本文將主要檢討以下兩個主要問題：1，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是否可能？2，如果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如果不能，為何不能？
本文的基本結構如下：第一節，簡述哈貝馬斯對策略行動和溝通行動的區分，以及相應的對以言取效行為和以言行事行為的區分。第二節，簡述溝通行動的有效性條件以及哈貝馬斯對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批評。第三節，分別從四個方面批評哈貝馬斯的言語行為理論，首先指出在語用學的層面上，以言行事行為與以言取效行為即便能夠在“形式”上進行區分，但在“經驗”層次上前者卻始終無法達到應有的穩定性。其次，溝通行動之于策略行動的源初性即便是在哈貝馬斯那里也是語多含糊。第三，哈貝馬斯區分三個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理據。第四，哈貝馬斯關于命令的言語行為分類同樣存在不妥之處。
一，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是否可能？
在哈貝馬斯看來，雖然溝通理性一直處于“被壓制、被扭曲和被摧毀”的境遇，但是溝通理性之存在卻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因此問溝通理性或者說溝通行動是否可能，就如同我們問知識是否可能一樣荒謬。不過本文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溝通理性或者溝通行動是否可能，而在于“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之一種”的溝通行動是否可能，說得更清楚一些，我們追問的是在言語行動分類中溝通行動能否取得與策略行動對等乃至優先的地位？惟其如此，我們才可以將溝通行動作為言語行動類型中的一個獨立的、具有自主性的類型，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溝通理性，以對抗工具理性的挑戰。
要區分以成功為導向的策略行為和以達致理解為導向的溝通行為，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方面，溝通行為常常被用作策略行為的手段，兩者經常發生混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以語言為中介的互動行為都是以達致理解為導向的行為的案例，也就是說存在著無數非直接理解的言語行為。要克服上述兩個困難，哈貝馬斯認為必須證明以下這個觀點：“在語言使用中，達到理解是源初的模式，而在此基礎上的非直接理解以及對語言的工具化使用則是寄生的產物�！倍@個觀點的澄清，則有待于援引奧斯丁的理論，也即對以言行事行為（illocutionaryacts）和以言取效行為(perlocutinaryacts)的區分。
奧斯丁三分言語行為類型，除以言行事行為和以言取效行為外，還有以言表意行為（locutionaryacts）。以言表意行為是陳述某個事態，比如下雨了；以言行事行為是通過陳述某事做事（其公式是InsayingX,IwasdoingY），比如我向你道歉；以言取效行為則是指，說話者在說了些什么后通常還能對聽者、說者或者其它人產生相應的確定后果（certainconsequentialeffects），以言取效行為的公式是“BysayingX,IdidY”。奧斯丁雖然區分了三種基本的言語行為，但實際上他并不很關心這三種行為的嚴格界定，也不完全拘泥于三種行為的字面意思，而認為“InsayingX,IwasdoingY”和“BysayingX,IdidY”這兩個公式并不可靠。
奧斯丁的理論引起后人許多爭論，問題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以言表意行為和以言行事行為的區分，一是以言行事行為與以言取效行為的區分。哈貝馬斯顯然更看重后一個區分，因為在他看來，溝通行動對應以言行事行為，策略行動對應以言取效行為，所以要論證溝通行動的源初性，就得首先論證以言行事相對以言取效的源初性。
奧斯丁本人對以言行事行為和以言取效行為做出了三個區分：首先，以言行事行為是約定俗成的，而以言取效行為則不是約定俗成的；其次，以言行事行為可以通過顯式的以言行事公式得以澄清，而對以言取效行為不能使用這個公式；再次，以言行事行為實質上僅僅是說話帶來什么效果的問題，是實際上發生了什么的問題，而以言取效行為不是說話的效果問題。
哈貝馬斯在奧斯丁的基礎上，將以言行事行為與以言取效行為之間區分擴展為四種標準：
1，在一個以言行事行為里，說話者只要求聽者理解這個言語行為明白曉暢的內容，他沒有任何超出內容意義以外的企圖；而一個以言取效的行為則不然，說話者希望聽者明白的不只是言語行為的內容，而是說話者本人的意圖（intention），就此而言以言取效行為等同于目的行動（teleologicalaction）。
2，一個以言行事行為要獲得成功，我們完全可以從這個言語表達中推論出其條件；而一個以言取效的行為是否成功，則無法從這個言語表達中推論得出。比如，我向你承諾從香港帶化妝品給你。就其為一個以言行事的例子言，只要你明白了這個表達的內容，它就成功了；但是就其為一個以言取效的例子言，或許我說這句話是為了博你歡心，然而結果卻是你惶惶不安。
3，根據第二點，我們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以言行事的結果是和言語行動存在著約定俗成（conventionallyregulated）的關系或者說內在(internal)的關系，而以言取效行為的后果和所表達的意義的關系卻是外在的，一個言語行為的可能的以言取效后果取決于偶然的脈絡，而不是如以言行事那樣具有約定俗成的性質。
4，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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