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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治道歷史來源的一個探尋──以“垂拱之治”與“無為而治”的
一個側面比較具體地展現出來。本文首次設定并求證了傳說中的遠古“垂拱之治”同老子道家
“無為而治”之間的內在關聯。其論證過程首先是從早期的文獻中確認“垂拱之治”或“垂衣裳
之治”是中國遠古的一種為政之道和經驗；繼而論證“垂拱”和“垂衣裳”之治的基本意義與
“無為而治”的相近性；最后考察了“無為而治”同“垂拱之治”的關聯，認為“無為而治”主
要來源于“垂拱之治”。通過這一點的推論，不僅有助于我們比較具體地認識老子治道的歷史來
源，而且也有助于我們具體認識中國遠古時期的政治觀念和實踐。
關鍵詞：“垂拱”、“垂衣裳”、“無為”、“治道”
有關老子道家治道的歷史和傳統淵源問題，需要進行許多具體的探討。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
這一司馬遷的記載只是提供了一個信息；劉歆在《七略》中所說的“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
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把老子治道同歷史聯系了起來，也沒有指明這種聯系的細節。朱熹稍微具體地指出：“蓋老聃，
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
子傳之，未可知也。《列子》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近代學人章太炎肯定劉歆的
“諸子出于王官說”，并再次認定老子之學是出于“史官”。但胡適則完全否定這種說法，斷定
“諸子不出于王官”，認為“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
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這同時也就
排除了道家出于史官的可能。馮友蘭不接受胡適的看法，基本上認同劉歆的觀點，“以為劉歆所
說的，大致還不錯”。但他又修正了劉歆的說法，比如他認為道家是出于“隱者”，而不是出于
“史官”。在此，我們只關心老子道家與史官的關系。如果說老子道家“出于史官”只是強調了
其思想的史官背景或同史官的聯系，而不是說老子道家已經產生于王官（如胡適所理解），后來
王官失守移到了民間，那么，劉歆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的基本傾向是，老子道家作為一個
學派，是生成于春秋時期，但其思想的形成則多得益于史官，并具有深遠的歷史和傳統淵源。
由于老子思想的高度抽象性、獨特性，看上去似乎完全是異軍突起，同歷史和傳統沒有什么特別
的關聯（不像孔子儒家那樣），而且在古文獻中（包括老子的《道德經》在內），有關這方面的
信息也非常有限，再加上人們的研究，多注重其人其書，因此老子思想的歷史淵源這一問題往往
被忽略。這篇論文是想在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上展開探討，所提出的觀點是，老子道家以“無
為”觀念為核心的治道，具有歷史和傳統的源淵，它同所說的作為古治道而存在的“垂拱之治”
或“垂衣裳而治”具有內在的聯系。我想通過以下的討論，嘗試證明一下這一觀點
一歷史記憶中作為治道的上古“垂拱之治”
首先我想討論一下中國遠古時期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是否有一種以“垂拱”或“垂衣裳”觀念為
中心的治道和政治經驗。據我有限的所知，這一點還沒有受到關注。我認為，古文獻中記載的
“垂拱而治”或“垂衣裳而治”，是產生于中國遠古時期（主要限于傳說中的唐虞和基本上被確
認的夏代）的一種治道。通過對這一點的確認，不僅有助于我們弄清老子道家治道的歷史源淵，
而且也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中國遠古時期的政治思想和實踐。
“垂拱”一語，我們先看看《尚書》中的用例。《武成》篇載：“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
天下治。”《畢命》亦載：“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而成。”“垂衣裳”出自《易·系辭
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按照這幾處的記載，不管是“垂拱”，
還是“垂衣裳”，它們都與“天下治”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說它們都被看成是一種統治方式，通
過這種方式，天下國家得到治理。“垂拱”、“垂衣裳”是因，“天下治”是果。不同的是，
《尚書》中用的是“垂拱”，《易傳》用中的是“垂衣裳”；其中一例沒有明確指出實踐這種治
道的主體，另一例則明確指出了（即“予小子”、“黃帝”、“堯”、“舜”）；“垂拱”談到
了相關的政治行為──“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和“嘉績多于先王”；“垂衣裳”則沒有論及
此，但談到了其所依據──“取諸乾坤”。這里我們暫不討論“垂拱”、“垂衣裳”的具體意
旨，待后文考察。
“垂衣裳”作為一種為政之道或治道，在先秦文獻中記之最詳者則是《荀子》中的《王霸
篇》。現錄之如下：
“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
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
是，則一天下，名配堯、舜。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
內之人莫不愿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
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后可，則勞苦秏顇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
肯，與天子易藝業。以是縣天下，一海內，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
也。”
在此，荀子用了“垂衣裳”一詞，它被看成是“治國有道”，而堯、舜則是實踐“垂衣裳而治”
的典型帝王。《荀子·王霸篇》又載：“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
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這里的“垂
衣裳而天下定”同上面所談到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從“定”和“治”看，顯然都是指治道。
《荀子·賦篇》中有“圣人共手，時幾將矣”的說法，其中的“共”，意即“拱”，所謂“共
手”即“拱手”。此外，《商君書·君臣》云：“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進。”《韓非子·初見秦》
云：“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可成。”《戰國策·齊策》載：“當時，秦王
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這幾處的記載，雖然沒有說“垂拱”、“垂衣裳”就是“古
治”形態，但仍然肯定它們是為政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文獻中，還有“恭己”、“共己”的說法，它們也被看成是為政的方式。
前者如《論語·衛靈公》的記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輿！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后
者如《荀子·王霸篇》所載：“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
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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