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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我國社會轉型期文化與人格關系的思考
摘要：人格既是一定社會塑造與文化浸化的產物，又是個體適應環境、主動選擇與積極創造的結果，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構成了人類生活的主要部分。隨著我國社會變遷的加速和深入，在新的社會文化中出現了一系列以前文化中所沒有的人格特征。本文旨在利用人格心理學的知識探討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新文化與新出現的一些人格特征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關鍵詞：社會文化新型人格 轉型期
我國目前社會轉軌、文化轉型正以未曾有過的廣度深度迅速進行著。面對著急劇變化的社會
文化環境，人格特征愈來愈與社會文化的特點緊密相關。如果說個體的社會適應狀況取決于自我調控能力、正確對待外界影響的能力、保持內心平衡和滿足狀態的能力，那么，文化轉型對每個方面的能力都提出了挑戰。
1 主要理論
文化就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凝聚起來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總體。文化具有下述的基本特征：文化是普遍的、共享的，是學而知之，后天習得的，文化是以象征符號為基礎的，具有整體性。
人格概念上，L.A.珀文的定義具有代表性，他認為：人格是為個人的生活提供方向和模式（一致性）的認知、情感和行為的復雜組織。像身體一樣，人格包含機構和過程兩個方面，并且體現著個人的天性（基因）和教養（經驗）。此外，人格還包含過去的影響（包括對過去的記憶）及對現在和未來的建構。
關于文化與人格的交互作用，不同學科不同研究者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最早對相互作用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家是M.韋伯，他指出，當一個動作的意義與他人有關時，這個動作就具備了社會意義。
社會學家G.H.Mead創立了符號互動理論，他認為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是由文化意義規定的，文化意義是特定社會群體的共享成果，而許多文化意義是象征性的。人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就是以有意義的象征符號為基礎的行動過程。個體在各種情境下相對穩定的行為反應模式正是個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借助于特定的符號系統去理解他人行為和事物的意義的結果。
在人格心理學中，研究人格與社會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討論人格與情境的關系，情境對個體的意義并不在于其客觀屬性，而在于個體對情境刺激的主觀解釋。由于不同個體人格結構中的認知和動機因素不一樣，同一情境線索對不同個體的影響就各不相同。
Mischel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認知—情感系統理論，簡稱CAPC理論。該理論認為，人格系統不斷地與外部環境發生動態的交互作用：由人格系統產生的行為影響著社會環境，影響著個體對即將面臨的人際情境的選擇，而這些情境又反過來影響人格系統。
Caspi及其同事在總結了有關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兩種人格與情境相互作用的潛在機制。第一個機制是“累積的連續性”，指行為結果不斷積累，導致個體只能處于某種情境中，并會影響個體后繼的行為，因而強化了最初的人格因素。第二個機制是“互動的連續性”，是指源于他人的反應，它由一個行為引起，并維持了個人的這一行為。
2 現代化進程與個體人格的交互作用
下面就以點概面地對一些轉型期特殊現象對人格的影響進行分析，并同時思考這些人格特征是如何反過來對社會文化產生影響的。
2.1民主社會與彌漫性焦慮
弗洛姆說：現代民主的興起，使人類不再被禁錮于封建制度的壁壘，我們獲得了自由感……我們愿意成為怎樣的人都行，高興做什么就做什么。然而正是這種極端的自由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問題。自由可以是可怕的東西，它強迫我們每個人去面對那些我們必須獨自承擔責任的個人決定……
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個體同樣面臨越來越多的選擇和自由——可以相對自由得多地選擇我們喜歡的人生道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工作、選擇居住地等等，似乎一切均可自主選擇。然而有選擇就有焦慮，選擇越多焦慮越大，當個體不愿接受社會為我們選定的角色和可預見的生活方式時，其選擇就意味著自己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自己所決定的后果完全由其個人承擔，這時，面對未知未來的個體就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容易產生焦慮。
而所謂焦慮,是面臨威脅時,個人自覺難以應付而產生的一種緊張不安、憂慮或恐懼的情緒反應。長期處于焦慮狀態的個體會持續產生不滿、非理性沖動等緊張心理,而受社會道德約束，當這種緊張感無處釋放時個體就產生了彌散性焦慮，形成這種人格的個體終日處于緊張狀態，毫無幸福感可言，對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自覺地緊張，長期感到壓抑、煩躁、惶惶不可終日。
反過來，由于這種有焦慮性人格的個體在社會中逐漸增多，個體為了擺脫對未知的焦慮感，就想很快能知道自己選擇的結果，從而產生急功近利的心理。個體不再享受選擇所帶來的樂趣，而是不停努力做出結果以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性。這樣，雖然我們的社會的生活節奏、發展速度會隨之變得更快，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浮躁氣氛之中。
2.2貧富差距與相對剝奪感
有這樣一個比喻：當大家都坐在茅屋里時,并未覺察生活怎樣貧困,但是在茅屋旁邊出現了宮殿,就會反襯出簡陋與寒酸,再坐在茅屋里就會感到不堪忍受了。這種主觀效應就是“相對剝奪感”。
社會比較心理是向上的社會比較,所以相對剝奪感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是任何社會中都存在的社會現象。但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地位發生相對的變動,使社會個體或群體將自己的利益得失與他人或群體進行比較時產生的社會心理反映就是公眾的相對剝奪感增強。由此導致一些較為偏執的個體心理無所遵循而失去平衡。他們對現有的社會形態、文化規范、人際關系不滿，總試圖從中找出不合理的東西；對現實社會的主導價值和規范不僅沒有吸收的欲望，而且總試圖加以否定，這使得其社會適應更加困難；對社會的不滿和無知使得他的社會交往充滿對立和懷疑，因而他們把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難都歸咎于命運或別人的錯處，卻無以自省或自責。通常這種人格都伴有畸形的侵犯動機，甚至走向犯罪。
我們的社會也由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反社會行為，嚴重妨礙了社會的安定團結。
2.3信息化社會與“御宅族”
宅是一個目前流行的舶來語，用以形容那些喜歡呆在家里，完全封閉在自己的世界中個體的一種個性化體現。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似乎越來越少，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使得人們足不出戶就能相互聯系，甚至可以在家工作、購物。一些人在習慣這些現代化的便捷方式后，出門與人面對面的接觸變得很困難。例如所謂的“宅男、宅女” ，他們大多是80后的年輕人，基本都是獨生子女，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從小生活在孤單和溺愛中，缺乏安全感和與人建立親密關系的能力，當他們踏入社會后，往往習慣性地充滿防御心理，對全新的環境，常常感到不適應或畏懼，特別是當現實和理想出現落差時，就更加留戀熟悉的家庭環境和虛擬世界。他們缺乏與人面對面交往的欲望，對家的依賴和留戀使他們覺得足不出戶更舒心自在，于是他們盡可能多地宅在家里。
而這些“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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