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價值選擇的啟示
【內容提要】
中國現代新文學在各種價值沖突和選擇中，逐步生成了偏重歷史責任和倫理規范的價值追求，與偏重自由超越和生命意義的價值追求兩大基本文學價值系統，它們都在促進文學自身價值重建中介入了現代社會思想文化的價值重建。作者認為，要確立以人為價值主體的文學觀，消除對立，整合融通，在新的邏輯起點上尋求文學價值內涵的普遍認同與價值結構的科學和諧，選擇并建立相對合理、較為穩定、既有主導傾向又有開放性的文學價值系統。
在中國，自“五四”時期有“新文學”與“舊文學”的稱謂起，就在觀念上有了以“新”“舊”為價值標準對文學的劃分意識和評價尺度，也就有了相對于舊系統而言對新文學價值系統重建的要求①。如果說，當年胡適認為“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②，提出的是對文學自身價值體系重建的話，那么，以“ 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③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就清楚地表明對新文學介入社會文化價值重建的吁求。當時的這兩個目標和任務，在客觀上觸及到新文學后來發展中一對重大關系，即如何處理文學自身的價值重建與文學介入社會價值體系重建的關系。這對于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都是關系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現代文學的經驗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所謂文學自身價值體系重建，是指側重于對文學本質、屬性、功能，文學表現對象、語言、創作方法、接受等文學本身的價值理論問題和實踐中的價值問題的重新認識和體系建構，包括對文學各具體門類如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特性和價值屬性的重新認識、界定、評價等。它包含價值觀念、價值創造、價值實現三個子系統。它是以文學的邏輯來建構的價值體系。所謂文學介入社會價值體系重建，是指文學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質和方式融入社會精神價值系統，對人的知識、信仰、倫理道德、心靈情感等發揮潛移默化的特殊作用和審美評價，文學因此與整個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建立新的效應關系。這是由文學的社會人文性質所決定的。
中國現代文學的經驗表明，在文學最終作用于人這個交叉點上，文學自身的價值選擇與文學如何介入社會相統一。在這一點上，魯迅做出了最好的思考與回答，也在后來遇到了最大的難題。魯迅認為中國舊文學是“瞞和騙”的“不好”的文學，而再三地呼吁文學應該“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 ”④，并從精神上喚起民族的覺醒，追尋理想的人性。他認為“不好”的舊文學可能引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⑤，而“好”的新文學可以是“引導國民前途的燈火”⑥，這體現出他對新文學的價值選擇。魯迅從現實的教訓中意識到，改造國民精神比醫治肉體創傷更重要。據許壽裳留學日本回憶：“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⑦魯迅在自己一系列的創作中，著力于“畫出國民的魂靈”，“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⑧，批判國民劣根性，去尋求“國民精神之發揚”⑨。直到去世前不久，他仍在思考中國的“人史”，并說：“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譯出斯密斯的《支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⑩魯迅主要是以小說和雜文來解剖中國人的“國民性”弱點的（《阿Q正傳》、《示眾》可謂小說方面的代表），但他并沒有把“病根”歸于“小民”，而是歸于“大小統治者”的“治績11；更贊嘆中國大多數老百姓是能夠“明黑白，辨是非”12的，那些“地層下”的民眾是“中國的脊梁”13。魯迅深刻地觸及對國民精神的價值、信仰、情感、倫理道德等問題，而這也正是文藝介入對社會價值體系的解構與重建的一個例證。但魯迅并沒有一味追求在作品中為人指出明確的“道路”，或者“預約‘黃金世界”，而是以其形象性、情感性、藝術概括性等特質和屬性，讓價值選擇和情感傾向自然而然流露出來，達到改造國民精神的作用，實現自己的文學價值目標。這充分體現了“文學價值”之與一般價值的區別和文學介入社會價值體系重建的獨特意義。而魯迅后來與“革命文學”陣營內部，與自由主義文學在關于文學特性與當代價值方面的爭論或斗爭，包含了深刻的文學價值沖突和自己求真求實的選擇。
“為人生”、“畫民魂”、“舉火把”成了走在時代前列的眾多現代作家的自覺追求，也成為他們藝術創造的價值目標。不獨獨魯迅，從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田漢、胡風、艾青等等，都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對自身在社會大系統中文化身份、價值作用做出了定位與選擇。即便是作品曾被劃入“另冊”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自由派”作家，其中如梁實秋、沈從文、張愛玲之類，盡管有藝術觀念、言說方式上的不同，但在大的方向上，依然著眼于文學要成為社會的寫照，表現對人生、對生命態度的嚴肅探索精神。這不能不說也是有意義的價值選擇。依現代文學的經驗，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出，在文學的價值選擇上，大致上呈現為以下三種形態，或者說是三種基本的方向：其一，文學自身價值與社會價值的互滲互動。“互動”表明變化。它不同于以前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而是從文學認識論的哲學基礎轉向價值論哲學基礎，也就是說，不僅僅探討文學對社會反映與被反映、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而是從文學活動主客體的相互關系著眼，深入解釋文學實踐主體的需要、動機與文學客體屬性之間建立的價值關系，從而更深入地研究各種價值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特別是作為文學活動主體的個體追求文學價值的動因。價值關系視角在這里就獲得克服或者片面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或者片面追求所謂“純文學”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既是現代文學理論建設的需要，也是扭轉現代文學部分創作被動局面的需要。此價值選擇的哲學基礎并不動搖反映論基礎，而是進一步深化這種基礎，從而更有利于實事求是地解釋現代文學的價值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