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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的破學科效應
學界人人都希望自己所從事的學科興旺發達。還有不少人為宏揚和捍衛本學科而奮斗不止。我卻斗膽要主張“破學科”之說，好像故意跟大家過不去，引來一片抗議在所難免。可是我還要堅持這個立場。學科有沒有“破”的可能呢？當下現實中的學科界線當然不會被個別人的主張而破掉，即使能夠破，也是破不完的。我的意思是在學科劃分既定格局尚難改變的情況下，我們認識事物、思考問題的眼界和知識儲備不應受學科領域之限。必要時“背叛”本學科專業投身另外的學科也未嘗不可。學博士馬林諾夫斯基成了人類學大師；早年研究蝸牛的皮亞杰成了發生認識論的創始人。他們的學術創新之道不在于“跨”學科，而在于敢“破”。
我之所以建議用“破學科”（或稱為“反學科”）這個更具攻擊性的詞去替代以往的“跨學科”或“超學科”之說，并不是有意要聳人聽聞，制造某種廣告效應，而是旨在彰顯這樣一個事實：學科的建立和破散同樣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過程。沒有一個學科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有一個學科萬古不變地長存下去。學科的設置是人類認識發展到特定階段的需要，是權宜之策，而非一勞永逸。學科之間的互動、滲透，舊學科的瓦解和新的邊緣性學科的重構體現著人類認識向更高層次邁進的又一層需求，是自然而然的。死抱住本職的學科或專業的固定地盤，不準許跨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當然主要出于職業飯碗的考慮較多，久而久之陷入學科本位主義而不能自拔。自己無法自拔，也還值得同情；還不允許別人自拔，這就顯得專橫無理了。
旁顧一下本世紀文史哲領域成就最顯赫的學者和學派，幾乎無一不是沖破了學科本位的自我中心幻覺，不同程度地受到概念的整合性視野的啟示。僅以歷史學方面的情形為例。20世紀史學中最耀眼的新星是法國的年鑒學派。該學派最突出的學術貢獻，一是打破了傳統史學的學科界線，實現了史學的全面開放和交流；二是創立了總體史的研究思路。這一破一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條件。從這一意義上看，破比立難度更大，阻力更重。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傳統史學把、軍事的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奉為正宗的研究對象，超出這一范圍便難免被視為旁門左道。年鑒學派徹底打破了這種禁忌，把、、文化、、、習俗乃至、氣候、生態等一切可能的維度統統納入了歷史研究的范圍，使史學變成綜合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的“人的科學”。該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確認文化的全部價值應是史學的任務。但是：
歷史學家單獨不足以承擔這項任務。必須集合所有的人文科學，從傳統科學到新興科學，從到學和學，共同進行“會商”。我們歷史學其實應該與人文科學的每個部門進行一系列對話。
同法國當代史學家的這種自覺和這種魄力相比，在研究領域進行跨學科的嘗試還顯得羞羞答答、瞻前顧后。即便是公開倡導跨學科研究的比較文學界，雖然早在年鑒學派之前就已提出了與“總體史”類似的“總體文學”目標，可是一個世紀以來在總體文學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建樹，使之淪為某種遠不可及的空洞口號。而史學方面后起的“總體史”研究卻名家輩出，碩果累累，成為世界史學世紀性大轉折的最佳見證。
受此影響，文學批評界在80年代興起的“新歷史主義”，90年代以來成蔓延之勢的“”（cultural studies），也都先后從人類學的文化概念獲取靈感。新歷史主義的代表葛林伯雷提出“走向文化詩學”的目標，將文學文本的概念拓展為文化文本，這可以說是布羅代爾把歷史拓展為文化史的變相重演，而不同于25年前弗萊從原型批評方法論角度提出的“文學人類學”，更不同于伊瑟爾從文學想象的虛構作用出發而提出的“文學人類學”。
我個人之所以對“文學人類學”的提法感興趣，主要是想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的寬廣視野來拓展我們文學研究者
鼠目寸光的專業領地，從更具有整合性的文化總體中獲得重新神視文學現象的新契機。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作為新學科的設立會一勞永逸地長存下去。學科本身不是目的，而應視為認識事物的手段，相當于所說的“筌”。只要能捕到“魚”，不必計較“筌”的得失存亡。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比人類學的文化概念更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人文研究工具。唯其如此，馬林諾夫斯基才提出文化人類學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的基礎。年鑒學派之所以醉心于追求“總體史”，也是希望從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文化整體上把握歷史，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僅僅關注作為歷史之代表的帝王將相和杰出人物。同理，過去我們把文學單純當作文學來研究，只強調其獨立自足的特性一面，這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此而導致的偏執使我們對文學的認識產生盲點，從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恰好可以糾正這種短視與盲視：
整體觀的意義在于尋求格式塔或對社會的全景觀照，這要求把文化視為各個組成部分在功能上相互聯系的統一體。雖然人類學家也會從事非常專門化的研究，如民間故事，但是他們知道除非他們從整體上掌握了全部生活，否則文化的這一方面是無法得到透徹理解的。
人類學家的這種文化整體意識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文學批評家的認同。除了以文學人類學為研究方向的嘗試以外，法國比較文學界近年來興起的形象學研究也是借鑒了人類學視野的產物。讓馬克·莫哈指出：異國形象屬于對一種文學或一個社會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學本來的范疇，而成為人類學或史學的研究對象。正因為文學作品是在這個廣闊的背景上形成的，形象學研究就必須跨越既定的學科疆界，這總是要令文學純粹主義者不滿的。另一位形象學理論家巴柔也借來“文化”概念，將形象學從比較文學領域引出來，走向了文
化人類學。對于此種“背叛”本行的舉動，難免會招致“文學純粹主義者”和學科本位主義者的尖銳攻擊，以及種種強烈的“衛道”反應。不過這些敢于破學科的人當然不會在乎的。
針對學科間隔膜日久的情況，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提出：“在學術分工日趨專門化的今天，外行人已不可能聽得懂內行人的話，因此溝通和對話無法在任何一門專業領域內進行。如果大家要找一個超越的領域進行溝通和對話，則文化是唯一可能的選擇。”我們看余英時寫的《士與中國文化》、《錢穆與中國文化》等書，不難體會到一位歷史學者對這“唯一可能選擇”的親自實踐獲致了怎樣的拓寬境界之效果。“文化”概念既然昭示著這樣一個促使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溝通對話的現實和前景，我們為什么還對它的學科沖擊力感到憂慮和不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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