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構建

試論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構建

摘要：本文從分析刑事證據展示的定義，構建刑事證據展示的意義入手，切中我國刑事證據展示的立法及司法中存在的問題，并從我國刑事證據展示的主體，范圍，程序及違反刑事證據展示規則的后果等方面，對構建我國刑事證據制度提出了幾點建議

　　關鍵詞：刑事證據展示　主體　范圍　　程序　后果　構建

　　刑事證據展示又稱證據開示、證據發現，是指控辯雙方交換證據、意見的制度。其核心要求是，在辯護方提出合理申請的情況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審判前允許辯護方查閱或得到其掌握的證據材料；同時，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情況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辯護方將其準備在審判中提出的證據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開。刑事證據展示制度，是對抗制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是審判公正兼顧效率的基本保障。

　　?目前，我國刑事審判中正在積極推行對抗式訴訟機制，這一機制與以往的糾問式機制相比具有如下特點：其一，由于取證、舉證主體擴大，證據的真實性有所降低，證據之間的矛盾對立有所增加；其二，控辯雙方在質證中的對抗性明顯增大。控辯雙方為確保自己的論辯效果，往往將自己單方收集的證據視為制勝的秘密武器，不向對方進行開示。追求公正是刑事訴訟的目標，公正的前提必須是事實情況的真實。而證據展示就是為了讓事實本身，而不靠突襲或技巧來決定審判的命運。同時，證據展示還可以大大提高訴訟效率。因為庭審時無論是控辯中的某方還是訴訟當事人如果遭遇突然情況，往往以要求中斷開庭來核實真偽，這樣就會造成訴訟的拖延，影響訴訟效率。確立證據展示制度可以杜絕這些現象，從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證訴訟的公正與效率。

　　一、我國刑事證據展示的立法缺陷?

　　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設立刑事證據展示制度。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就刑事案件中的證據信息溝通在不同的訴訟階段有不同的規定，具體體現在訴訟的三個不同的階段，（1）偵查階段，《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2款規定，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起訴階段，《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1款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受理案件之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3）《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二款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而這里犯罪事實的材料也只能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對于主要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6條解釋為：（1）起訴書中涉及的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種類為主要證據；（2）同種類多個證據中被確定為主要證據的；如果某一種類證據只有一個證據，該證據即為主要證據；（3）作為法定量刑情節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衛過當等證據。應該講，這種解釋彈性是很大的，盡管較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的規定更加明確些。從以上規定可見，辯護律師無論是在法院還是在檢察院，所能查閱的證據材料是很有限的。雖然《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規定中第41條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辯護人、被告人的申請，向人民檢察院調取在偵查、審查起訴中收集的有關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由于控辯雙方角色不同，對控訴不利的證據，辯方是很難從檢察官那里收集、調取的。對于辯護律師向檢察院，人民法院向檢察院申請，被申請方如若不移送證據材料，法律也無相應的制裁措施。因此，這種申請易于流于形式，而無實際效果。對于有利于被告的證據材料，如果沒有列入可查閱主要證據的范圍之內，申請展示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規定第155條規定，公訴人出示證據目錄以外的證據，辯護方提出異議的，如果辯護方提出對新的證據要做必要準備時，可以宣布休庭。這里是“可以”非“應當”，這為司法實踐不休庭找到了根據。第二，法律對辯護方的證據展示義務未作任何的規定，使證據展示呈現單向性，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規定第119條規定對于決定開庭審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應進行的工作之一是通知被告人、辯護人于開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人作證的身份、住址、通訊處明確的證人、鑒定人名單及不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名單和擬當庭宣讀、出示的證據復印件、照片。該條規定了辯護方庭前五日內向法庭提交擬庭審的證據材料。但并沒有規定法院通知檢察官進行查閱，在我國，辯方調查取證權無法和控方相比，但辯方往往掌握著決定訴訟命運的關鍵性證據，如證明被告人不在現場的證據或無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據等，如加以“突然襲擊”則會造成審判拖延和混亂，增加了訴訟的成本，也影響了庭審的質量。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后，為防止法官先入之見，實現控審分離，檢察院移送給法院只是證據目錄、證據名單、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這樣辯護方在法院無法查閱控方全部卷宗材料，而在檢察階段也僅是本案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辯護方的申請調取也很難實現。這樣辯護方的案情預先知悉權便被剝奪，因此必然導致控辯職能失衡。本來由于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并有國家權力保障；而辯護律師的取證是個體行為且須征得證人的同意，在證據收集的能力上明顯減弱，庭審質證流于形式，控辯職能的失衡，必然導致審判不公正。隨著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借鑒對抗制的刑事證據展示制度，設立我國的刑事證據展示制度，就顯得尤為迫切了。?

　　二、設立我國刑事證據展示制度的構想?

　　（一）證據展示主體?

　　證據展示作為控辯雙方以交換證據信息為主要內容的訴訟活動，其參與主體首先應包括檢控方和辯護方。對公訴人作為檢控方參與人參加證據展示大家沒有異議。但被害人的代理人是否有資格參與證據展示？筆者認為：從訴訟職能講，被害人代理人承擔的實際上也是控訴職能，與公訴人的職能具有同向性，與辯護人的職能具有對向性。如果不允許代理人參與證據展示不僅不利于代理人職能的發揮，同時還可能影響到法庭庭審的效率，并對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我們主張被害人代理人也應有權參與證據展示。至于在自訴案件中，控辯雙方雖存在一定的利害關系，但證據的展示在總體上講對雙方都有利，能使之更有好的發揮已方的職能，因此應將自訴案件納入證據展示的框圖中，但與公訴案件不同的是，自訴案件的證據展示可在法官的主持下進行，可將其作為庭前準備的一部分內容來進行，對辯護方參與人的范圍有人主張應限定為辯護律師。無律師執業資格者不得代表辯護方參加證據展示。理由主要是律師有律師協會、律師執業規范等對律師的約束機制，能夠保證律師在進行證據展示時，遵守法律和職業規范。而其他辯護人就很難有這樣的保證。對辯護方參與人的限定及理由應當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樣做有兩點難圓其說：一是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除辯護律師外，“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不加區分，將律師以外的辯護人一概排除出證據展示參與主體之列，難免有違法律之嫌；二是這樣做對委托律師以外的人作辯護人的被告人也有失公正。因此我們考慮，在辯護方參與人范圍上不妨效仿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律師之外的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審查許可，也可以參加證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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