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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自我意識的突圍與文化批判—論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出走”現
論文關健詞:出走 自我意識 文化 女權主義
論文摘要:“出走”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它顯示了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并自覺對束縛自我的“文化圈”突圍，從而又完成了對文化的批判。從文化的視角審視這一現象，以“出走”為鏡子，可以折射出中國文學乃至文化轉型的歷史軌跡。
自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易卜生專號”，將《娜拉》帶給中國文壇后，“娜拉的出走”便一直影響著中國作家的寫作。呈現于文本顯現為“出走”現象的普遍化、“出走”形象的多樣化以及“出走”主題的深刻化。“出走”一直貫穿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由于這一現象獨特而深刻的文化內質，使得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出走”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20世紀中國人精神的裂變史和文化批判史。
(一)
文化是民族結構中最厚重、最穩固的層次，這種特性使文化常常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需要，它的變動常常需要外力的批判與顛夜。文學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中的意識形態，它在承擔一定的社會拯救功能的同時就不可能不承擔一定的文化批判功能。因此文學價值的獲取就更多地來自于批判所期待的自我與文化的和諧狀態。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兩次大的文化沖撞:一次新文化運動，一次改革開放。西方文化的傳人，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沖突中此消彼長，至今尚無結局。這中間文化的斗爭表面看來水波不興，其實內部已潛流暗長，斗爭的激烈同樣讓人驚心動魄。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在這種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嚴格地來說，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也是一種文化批判，是用一種文化批判另一種文化。但這種文化批判方式只是一種外部批判，極易成為浮于形式的改頭換面，而不能深人血液與骨位去改變傳統文化的疲疾。一方面，傳統文化經歷了致命的沖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而使其又有些積重難返。因此，這種批判極易引起文化的混亂，歷史的發展其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文化的混亂必然導致信仰的消隱，必然引起人們精神領域的迷茫與無主，帶來價值失衡、道德失范的文化困頓。因此，只有從文化的主體介人，進行一種全新意義上的批判，即利用自我意識的突圍對文化進行批判.這種批判重視人的本體作用，從事物的內部矛盾人手去解決問題，是對文化整體的改造和推動，因而也是一種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批判。
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出走”就部分承擔了這種文化價值。出走，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反叛也是無奈。它顯示了“出走者”自我意識的覺醒，并用實際行動實現了自我意識的突圍，以期在突圍中發現并確證新的自我意識，找到另一個自我，開辟全新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并由此推動文化和社會的車輪向前發展。
(二)
在中國傳統文化視闊中，個體的地位和價值是一個頗讓人深思的問題.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紀倫常中，個體是作為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一個環節而存在的。“個體只是整個封建宗法文化觀念系統中的一個固定點，只是一種依附的固定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自我獨立性的喪失必然帶來獨立意識的喪失。個體的自我意識已經被牢固地禁錮于個體的靈魂深處，或者說個體的自我意識已被完全控制，淪為了一種“大眾意識”，失去了獨立精神和主體價值，因而更無法確證自身真正價值，形成了一種以頑固守舊、循規蹈矩、固步自封精神為核心的“主奴根性”。這種令魯迅先生深惡痛絕的國民性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在個人層面上，個人被禁錮于家的網絡之下，失去個性，失去反抗意識和創薪精神。血緣意識和家族觀念一直是中國人難以割舍的情結，每個處于這種血緣關系中的個體，都受到其他成員的關懷和愛護，這種“愛”往往成為個體行為的心理動因，使其形成了一種族類自我意識，這是一種狹隘的自然群體意識。這種自我意識使個體很自然地承擔其在血緣關系中的道德責任，扮演其道德角色，“三綱五常”即是其集中體現。稍有差池，一種強烈的道德歸罪感就油然而生。而實際上，這種自我意識是一種被傳統異化了的帶有極大虛假性的自我意識，它不能實際地反映個體的需求，相反，它卻使個體很自然地放棄自己的追求，去遵從家長的意志，不敢有些微的反抗。它強調個體的奉獻、犧牲和責任，忽視了個體應有的權利、自由和欲望，因此它必然走向“消失的自我”，是對自我個性的壓制和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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