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難情景下任務結構與價值取向的效用特征轉換

時間：2024-06-30 16:03:22 藥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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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實驗采用兩難對策任務的情景模擬，研究決策者在群體決策情景當中的效用特征轉換。62名被試參加了實驗。研究發現，任務結構與個體價值取向都是影響決策效用特征轉換的重要因素，并且這種效用特征的轉換有穩定關系存在，以此為基礎來設計組織計算機團隊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摘要題】研究報告
　　　　1　引言
　　隨著通信技術與網絡技術的發展，作為一種高效、便捷的工作方式，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的工作團隊越來越體現出它的重要性。多年來，群體合作問題一直是社會心理學與群體動力學研究的核心內容。計算機工作條件的出現，使得這個傳統命題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如何實現電子條件下多個成員之間的協調，高效率地完成工作已經成為研究的前沿課題。
　　如何使人們都采取合作行為，達到群體利益最大化是群體任務研究的焦點[1]。研究發現，任務結構、群體規模、成員之間的溝通、對他人行為的期望、道德標準、個體價值取向、對策策略、任務目標、框架效應等許多因素都可以影響群體合作行為[2～6]。
　　在群體任務的情景下，決策者的行為是與他所掌握的信息和決策者個人的價值判斷緊密相聯的。Simon所說的價值要素，在決策者的信息加工的范圍之內，是與決策者的目標緊密相聯系的[7]；而當決策者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有限的時候，決策者的價值要素更多是判斷成分。總之，價值是有取向性的判斷，是引導決策者進一步行動的依據。心理學家對個人價值研究得最多的是個體一群體取向[8]。
　　根據以往研究，我們發現，決策的任務目標、決策者本身的價值取向會影響到決策者在具體的任務情景下的行動。Kelly與Thibaut[9]提出，決策者通常是把決策任務情景通過一系列的轉換，考慮任務結果對自身目標的作用，把任務矩陣轉換成為一個決策效用矩陣，通過這個矩陣，最后決定下一步應當采取的行為。所以我們把研究的焦點聚集在任務特征與個人的價值判斷兩個方面。
　　　　1.1　任務結構與目標
　　群體的決策任務應當具有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性(Interdependence)，群體任務績效要通過多方的行動決定。同時，群體的任務是要能夠通過一定的效率指標來衡量群體決策的效果。根據這兩點，我們選擇兩難問題作為我們的研究任務。
　　經典的兩難問題的對策情景如表1所示。如果變化對策矩陣中的結果數值，我們根據兩難問題解決的主動性，可以發現兩種主要的結構類型。在第一種情況中，事先提出對策的一方總是處在被動位置，對方能夠提出相應的對策予以報復，提高自己收益，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后手兩難；在第二種情況中，先提出對策的一方總是處在主動位置，決定了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對方的選擇范圍更小，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先手兩難。可以看到，在后手兩難問題中，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要比在先手兩難中的沖突大，所以，這個結構的特點將引起決策行為的變化。我們的假設如下：
　　　　表1　兩難問題的結構
結構矩陣　　　　　　　　　　　　　　任務結構特點
例子　　　　　　　　　　　1.后手兩難任務
　　　　　　　　　　　　　◇　方案(BY)是一個均衡的方案解決
　　　　X　　　　Y　　　　　　點，在這個點雙方的利益都不會是這
A　　　3,3　　　1,4　　　　　4個值中最小的，X[,2]的利益對雙方都
B　　　4,1　　　2,2　　　　　是有保證的。
　　　　　　　　　　　　　◇　事先提出對策的一方總是處在被動
　　　　　　　　　　　　　　位置，對方能夠提出相應的對策予以
　　　　　　　　　　　　　　報復。
例子　　　　　　　　　　　2.先手兩難任務
　　　　X　　　　Y　　　　◇　這個矩陣中是AX與BY都不是均衡
A　　　3,3　　　2,4　　　　　點，對策者都可以變化對策，提高自
B　　　4,2　　　1,1　　　　　己的利益。
　　　　　　　　　　　　 ◇　事先提出對策的一方總是處在主動
　　　　　　　　　　　　　　　位置，決定了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　　
　　假設1：由于決策者對任務的認識，決策者的合作行為受到任務結構的影響，在后手兩難中問題中決策者要比在先手兩難中更加容易出現合作行為。
　　　　1.2　決策者的價值取向
　　決策者在面對著這種對策矩陣的時候，影響決策者行為的并不是原始的矩陣，而是決策者的效用矩陣，正如風險對策中的效用函數一樣，不同的個體對自己與他人的（得益／損失）賦予了不同的權重，這些不同的雙重可以充分地反映決策者的價值取向。近來的研究表明，在情景中測量到的價值取向在許多時候還是相當穩定的，并且社會價值取向的測量也同樣具有生態效度，在現實情景中亦是可用的[4]。
　　在Kuhlman和Marshello[3]的經典研究發現，對策情景中的主要利益可以分為4種：他人利益、共同利益、自己利益、相對利益。個體價值取向也可以相應地分成為4類：(1)利他型：使他人的利益最大化；(2)合作型：使共同的利益最大化；(3)個人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4)競爭型：使自己與他人的利益的差距最大化。他們認為，合作型、競爭型與個人型是三種主要的個體價值取向，利他型取向雖然存在，卻是少量的與不穩定的[3]。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集中于3種主要的價值取向：合作型、競爭型與個人型。
　　當不同價值類型的決策者面臨著同樣決策矩陣的時候，他的效用矩陣就會如同表2所示，發生轉換，在3種不同取向的決策者當中，對于合作型的決策者，不論對手出X還是Y，他都取向于出A；對于個體取向的決策者，不論對手出X還是Y，他都取向于出B；對于競爭取向的決策者，不論對手出X還是Y，他都取向于出B。由此，我們推論：
　　　　表2　決策者的效用矩陣轉換
　　附圖
　　假設2：群體的合作行為受到個體價值取向的影響，由于受效用矩陣轉換的影響，合作型的被試會進行更加多的合作，其次才是個人型的被試與競爭型的被試。從總體上來說，競爭型的被試會導致最少合作。
　　　　1.3　任務結構、價值取向存在的交互作用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對這些交互作用做進一步的檢驗，并且就這些交互作用對決策者的效用矩陣的轉換作一定的討論。當有不同的價值取向的決策者面臨著不同的決策任務，由于決策者效用轉換不一樣，對于先手兩難、后手兩難任務，決策者會根據自己效用的產生幾種最佳偏好。由于具體的對策情景中的變化，個體的判斷相應也會有所變化，但是對于個體取向與競爭取向的被試，這些偏好是基本穩定的。根據在前段中關于效用轉換的分析我們認為，不論對于先手兩難還是后手兩難，三種類型的決策者都會做出一致的判斷，因此，我們推斷：
　　假設3：任務結構、價值取向的交互作用造成的對任務對策矩陣的轉換對決策者最后的合作行為有影響，但在本研究中不會顯示出交互作用。
　　本研究采用社會兩難問題作為任務背景，研究個體價值取向對群體合作的行為的影響，為個體選拔與合作行為的誘發提供一定的依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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