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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整理浙江地方文獻的工作有計劃地開展起來-祝賀浙江圖書館建
浙江的圖書館事業已有長遠的歷史，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亨嘉創建浙江藏書樓算起，已經八十年了。浙江藏書樓建立的同一年，紹興郡城也出現私人創辦的地方公共圖書館——古越藏書樓。會稽徐顯民“舉其累世之藏書，樓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書若一郡人之書也。其事業集于庚子，告成于癸卯。凡庚古今及域外之書總七萬余卷，圖器悉具。”徐氏為了推廣圖書文化事業，“不以所藏私子孫，而推惠于鄉人。” （張夸：《古越藏書樓記》）這些都足以說 明浙江從來就是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地方公共圖書館也是開風氣之先的。
浙江藏書樓建立沒有幾年，就同浙江官書局合并，擴大為浙江圖書館，從此以后，圖書館事業蒸蒸日上，一直延續到現在。就全國范圍來說，浙江圖書館稱得上是歷史悠久，藏書豐富的著名地方圖書館，為傳播科學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八十年來，浙江圖書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些特色是：
一、歷任館長大都是當代有名的學者。他們總是帶頭從事學術研究，從事古籍整理，使浙江圖書館事業生氣勃勃，在發揚中華民族文化方面盡了自己的力量。最早制訂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1917年）就明確規定，館長必須由“碩學通儒”充任。這一條確實是做到的。遠的姑且不談，就看解放前的兩任館長：陳訓慈先生手創《文瀾學報》，聞名全國；又舉辦浙江文獻展覽會，對浙江地方文獻作了一次總的清理。一九四二年我到浙江圖書館工作時，館長是孫延釗先生。他對浙江地方文獻的搜集和整理，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著有《溫州經籍志校勘記》、《溫州經籍后志》，又編纂了許景衡、孫希旦、孫衣言、黃體正、黃體立、黃體芳、黃紹箕、黃紹第、孫詒讓等浙江名人年譜。因為他在整理浙江地方文獻工作中成績卓著，后來被聘為浙江通志館總纂。他把家藏玉海樓圖書，包括他先人和自己的未刊稿本，無私的分別獻給國家、地方和高等學校圖書館。解放初，張宗祥老先生任館長。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長期從事學術工作。他早年為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盡了很大力量。他校注過浙江最早的地志《越絕書》，利用明刊各本，細心校勘，手寫交商務印書館于一九五六年問世，成為目前通行的一部最完善的本子。他又校點海寧談遷的未刊著作《國榷》，根據三種鈔本互校，于一九五八年出版。談遷這部用了三十年精力寫成的明代編年史，由于張老先生的辛勤整理，才得流傳下來。以上幾位館長所做的學術工作，都是有益于浙江文獻的極有價值的工作。
歷史證明：八十年來擔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許多學者，對闡揚浙江文獻，保存歷史文化，是盡了自己的職責的。這是浙江圖書館的一個好傳統。
二、為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做了大量工作。浙江圖書館從建館以來，就十分重視珍貴古籍的收藏。一九一七年訂立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中，就特別提到要著重保存文瀾閣本，宋、元、明刻本，海內孤本及精鈔名校本；注意搜購“私人著述本未經刊行者”；并以攝影或借抄的辦法，搜羅海內“珍藏孤本，或私家世守圖書。” 在圖書的庋藏方面，注意孤本、珍本、精刻本、精抄本、名校本，使中華民族文化不致于湮滅，這是浙江圖書館工作的一大特色。
既然具有這一特色，就要使這些有價值的文化典籍，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典藏是為了流通，為了傳播文化。目前學術工作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級圖書館要下決心為研究人員提供條件。國內有的圖書館，對比較重要的古籍采取保密或封鎖的辦法，把古籍當作古董，自己不去整理，也不愿讓別人動手整理，這必然會影響到學術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顯然是不利于學術繁榮的。
三、十分重視浙江地方文獻的征集。最早的《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1917年）中就規定：要重視訪購“本省鄉土藝文及名人手稿本”。在這方面，幾十年來浙江圖書館是很有成績的。例如一九一五年收藏了清嘉善葉濬發的未刊稿本《文獻通考補增》及《文獻通考參補》；一九一六年又發起向全省征集省內各府廳州縣志以及全省各地的碑碣石刻拓本（詳見《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第二期）。館內還出版過清瑞安孫詒讓的《溫州經籍志》（木刻本）、清仁和譚獻的《半廠叢書》（木刻本）、項元勛的《臺州經籍志》（鉛印本）等等。由于重視浙江地方文獻的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例如浙江地方志的收藏就比較齊全。我編著的《浙江地方志考錄》（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就是在浙江圖書館任職期間，得到瀏覽方志的方便，逐步積累資料，后來再補充南方和北方各館的藏書，才得完成。地方圖書館重視地方文獻的征集和典藏，這確實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四、館內設立印行所，出版各類圖書，擴大古籍流傳。 浙江圖書館很早就有自己的出版機構——印行所，長期以來編印一部分重要圖籍，包括海內孤本和私家學術著作。如出版過《浙江圖書館叢書》等學術著作，得到國內學術界的稱贊，浙江官書局的木刻書，后來也擇要繼續印刷發行，流通于國內外。這是一種很好的流傳古籍、交流文化的辦法。
圖書館自辦出版社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針對館藏的特點，出版發行各種國內急需的圖書。國家對古籍整理已經作了規劃，但是古籍的出版任務，僅靠中華書局等少數幾家出版社是包辦不了的。幾家出版社的編輯力量總是有限的，整理古籍的專家、學者分散在各省，象浙江圖書館這樣歷史較久的圖書館，就有必要吸收浙江一批學者，共同對館藏古籍，分別輕重緩急，有計劃地進行整理。館內力量和館外力量相結合，就能有效地把藏書的精華貢獻給人民，目前只有北京圖書館有自己的出版機構——書目文獻出版社，各省圖書館都還沒有。浙江圖書館老早就創辦過印行所，為什么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恢復并加以擴大，成立一個“文瀾出版社”呢？有什么理由不能在過去附設印行所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呢？
以上四個方面，是我對浙江圖書館的粗淺認識，當然是很不全面的。以上這些特色，是浙江圖書館發展的有利因素，確實是長處。既然有長處，就要“揚長”，就要研究這些特色如何在今后創造浙江圖書館工作的新局面中，進一步得到發揚。 這些特色，集中到一點，就是如何有計劃地把整理浙江地方文獻的工作開展起來。 浙江圖書館的工作必須兼顧普及和提高。普及是地方圖書館的基本任務；提高是發揚自己的長處，為繁榮學術文化作出貢獻，浙江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完全有條件成為有學術研究能力的圖書館工作者。只要長時期做一點學術研究工作，就會成為學有專長的人才。在過去的年代里，浙江圖書館出了一批學者，山東大學歷史系已故童書業教授，原先就是浙江圖書館附設印行所的工作人員。他的博學很大一部分得自浙江圖書館。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整理浙江地方文獻，要立足于本館自身的力量，建立起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梯隊。要使后繼有人，就要放手培養年青的館員，讓大家挑起重擔。“響鼓還須用重錘”，這是成才的成功經驗。
浙江地方文獻的整理工作是多方面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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